加快推动农信改革 更好服务乡村振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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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月13日，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正式发布。文件指出，“健全乡村振兴多元投入机制”，其中提到“加快农村信用社改革化险”，这也是中央一号文件连续两年围绕农信社改革提出了“加快”的要求。

包括农信社、农商行、农合行在内的众多农信机构是我国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在服务“三农”小微、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。银保监会数据显示，截至2022年9月末，全国共有农村中小银行3893家，其中农信机构2196家(含农商行、农合行、农信社);农村中小银行资产、负债规模分别达50万亿元、46.4万亿元，贷款、存款规模分别达27.4万亿元、39.1万亿元。

然而，随着近年来我国农业现代化、新型城镇化进程不断推进，农信社内外部环境发生巨大变化，农信社体制机制上的问题逐步显现。在管理体制方面，运行了二十年的省联社体制逐渐暴露出职能不清、政企不分、权责不对等问题，难以适应管理和服务基层现实需要。在产权制度改革方面，尽管安徽、湖北、江苏、山东、湖南等多个省份已完成了农信社改制为农商银行的任务，但一些改制后的机构依旧存在公司治理不健全、不完善等现象，同时尚有很大一部分尚未改制的农信社风险较高，改制工作任重道远。

令人欣喜的是，在“一省一策”政策推动下，以2022年4月份浙江省联社改制为浙江农商联合银行为标志，新一轮农信社改革正式拉开帷幕。随后，河南、辽宁、四川、甘肃、新疆等多地释放出积极信号，表示要在农信改革领域有所作为，将组建省级农商银行、农商联合银行等。与此同时，若干省份正在稳妥推进市级统一法人农商银行建设，农信改革就此按下“加速键”。

在当前全国农信系统掀起新一轮改革热潮之际，首先有关部门要出台具体指导意见，明确改革需要遵循的总体要求和基本原则，支持各省(区)因地制宜，按照市场化、法制化的原则，“一省一策”探索新模式、推出新方案。在省级层面，应明确牵头部门和责任部门，明晰职责分工，加强沟通协调，确保各责任部门落实工作职责，稳步推进各项改革任务。

同时，在改革过程中应建立长效机制，统筹做好农信机构各类风险防范和化解工作，要落实属地风险处置责任，因地制宜推动高风险机构合并重组，提升法人行社风险防控能力，完善穿透式监管体系，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、区域性金融风险底线。

更重要的是，农信机构应坚持支农支小的战略定位，把服务乡村振兴作为检验改革成效的标准，聚焦农村金融需求，在细分市场上发挥比较优势，把更多的金融资源配置到乡村振兴和“三农”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。

本报编辑部